安慧付了钱，把字帖递给他时，石头的眼睛亮了亮，把字帖抱在胸前，没说谢谢，可嘴角的弧度藏都藏不住。
毛头什么也没要，只是牵着安慧的手，跟着两个哥哥在书摊间走来走去，手里攥着一根刚买的冰糖葫芦，慢慢地舔着，糖壳在日光下亮晶晶的，像裹了一层薄薄的琥珀。
回家的路上，夕阳把四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叠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的。
虎头蹦蹦跳跳地走在最前面，石头的步子稳稳当当，毛头牵着安慧的手走在她旁边，步子小，走得慢，却一步不落地跟着。
安慧低头看了看毛头的头顶，头发被晚风吹得微微翘起，一缕一缕的，在夕阳里泛着一层柔和的暖色。
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把牵着的那只手微微收紧了一些，感觉到那只小手也回握了一下，温温热热的。
日子像北平夏天傍晚的风，不急不躁地吹着，把每一天都吹得妥帖而舒展。
安慧从上海回来后，整个人的状态松弛了不少，像一根绷了三个月的弦终于被松了松，音调降下来，声音反而更加浑厚好听了。
几个孩子也慢慢地从“生怕爹又走了”的那种紧张里缓了过来。
虎头不再一天问三遍：“爹你明天上班吗”，石头夜里也不再说梦话喊爹别走了，毛头偶尔还会在安慧早上出门上班前攥一下她的手指，但攥一下就松开，不再像刚回来那几天那样攥着不放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，平平静静的，没有什么大事发生，可每一件小事都让安慧觉得踏实。
早上起来给三个孩子穿衣裳、系鞋带，看着他们在院子里你追我赶地疯跑一阵，然后她出门上班；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师傅工友说说车间里的事；傍晚回来，搬把小凳子在院子里坐着，看孩子们在槐树底下玩，听邻居们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。
七月初，天气彻底热了起来，胡同里的风都带着一股蒸腾的暑气，青石板路晒得发烫，赤脚踩上去能烫出泡来，街坊们都在说今年夏天来得早、来得猛。
安慧请了一天假，带着三个孩子去教堂小学报了名。
那教堂小学就在巷子口往东走不到一里地，是一栋灰白色的二层小楼，楼顶上竖着一个铁制的十字架，被日头晒得泛着一层暗沉沉的铁锈色。
楼前有一小片空地，种着几棵法国梧桐，枝繁叶茂的，遮出一大片荫凉，树底下放着几条长木椅，漆面已经斑驳了，但擦得干干净净的。
接待她们的是一位姓周的女老师，四十来岁，圆脸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说话声音不高不低，温温和和的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，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银质十字架胸针。
她蹲下身，挨个看了看三个孩子，问他们叫什么名字、几岁了、认不认字。
虎头第一个站出来，挺着胸脯说：“我叫虎头，六岁了，我认识‘大’和‘小’，还认识‘人’字。”
周老师笑着夸了他一句，转头看石头，石头声音闷闷的，说：“我叫石头，也六岁了。”
毛头在安慧腿边蹭了蹭，小声说：“我叫毛头，也是六岁。”周老师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：“都是好孩子。”
直到这时候安慧才反应过来，完犊子了！她好像还没给几个孩子起大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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